11月27日下午，在经管大楼309教室，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建明以“《辨奸论》的真伪与苏王的恩怨探析”为主题，引领学子走近北宋的朝堂风云。

 

　　何为《辨奸论》，《辨奸论》的作者是谁，《辨奸论》中的矛头又指向谁？讲座一开始，李建明就讲解了这些问题：《辨奸论》是北宋大家苏洵所著的一篇散文。全文内容笔锋犀利，多论断而少事实依据，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有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之感，可作为古文观览的另类一阅。文章采用对比照应的手法，以古论今，体现出文中“斯人”的大奸大恶与不近人情。李建明进一步解说：“文章虽未指名道姓，但如今基本可以肯定文中‘斯人’所指的是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

 

　　为辨明《辨奸论》的真伪，李建明分析了文章所指之人为王安石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辨奸论》中“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洗，此人之至情也。”与《宋史·王安石传》中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洗，面垢不洗。”等史籍中对王安石的描述十分相似。李建明接着举了几个王安石不修边幅的具体例子来佐证这一观点。

 

　　关于《辨奸论》的作者，李建明展示了不同学者的观点。除苏洵本人之外，生活年代介于北宋与南宋之间的邵伯温则成为最有可能冒苏洵之名进行伪作的人。其《邵氏见闻录》为这一说法进行了佐证。在经过对北宋方勺在《泊宅编》中的记载与北宋大臣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的分析后，李建明利用反推的方法，得了结论：“我们可以基本上判断出《辨奸论》的作者是苏洵。第一，若《辨奸论》《文安先生墓表》和《谢张太保撰谢先生墓表书》三文皆出自邵伯温的伪作，那么其被全部编入《老苏集》《东坡集》与《乐全集》的难度十分大；第二，从苏洵的文风、《辨奸论》的主旨以及苏王交恶的事实来看，暂定苏洵所为，是没有问题的。”

 

　　而关于苏王关系交恶，李建明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表示，最为可信的说法出自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据相关记载，与王安石、苏洵交好的欧阳修劝两人交游，王安石表示愿意，而苏洵却以“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为由拒绝。而后王母病故，在京的官员纷纷上门慰问，唯独苏洵未出面，还至此写下《辨奸论》一文。李建明表示，《辨奸论》是苏王交恶的标志，在苏洵去世后，苏、王的矛盾继续发展。

 

　　李建明讲述了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在熙宁二年（1069）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回京，此时即位的是神宗，他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而苏轼在当时显得沉默，只得了判官告院的差遣，未进入更重要的机构。李建明指出，在这段时间王安石就阻挠苏轼，而苏轼也加入了反“新法”的政治风潮中，诋毁王安石。“总而言之，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与苏洵一脉相承，认定王安石就是千古大奸臣，甚至有不臣之心。这未免过于主观。反观苏轼被贬后在《定风波》所写‘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诗句，则与朝廷中的他截然不同。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种宁静平和的心态。”

 

　　“王安石实际上是一位千古名相、旷代伟人，但很不幸与苏轼父子结怨。”李建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去世之后的多年中，他的形象一直在被小人化。范冲对王安石《明妃曲》的断章取义、宋理宗指责王安石为“万事之罪人”、杨慎在《丹铅录》中把王安石比作“古今第一小人”等言论行为，都对王安石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抹黑。

 

　　在讲座的最后，李建明教授总结了中国传统的人文形态：“由《辨奸论》为其发端，千古一相王安石被他同时期和以后的文人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小人、权奸。其中，制造旷古冤案、杀害抗金英雄岳飞的宋高宗，对王安石的攻计最为险恶无耻。这种文化现象，是令人叹息的事情，值得人们去反思。这是中国传统时代之人文生态的一种负面影响，可见要建立一种政治文明生态是多么不容易。”

 

　　编辑：传媒中心 甘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