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新历年，还是过旧历年？这个问题对现在的台湾民众来说并不是什么困扰，然而在日据时期（1895－1945年）的台湾，这个问题却跟殖民者极力改造被殖民者的生活规律和习惯有关。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节庆生活中出现了由一个旧历新年往两个新年演变的现象。对此，4月27日，在人文大楼B301教室，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林玉茹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主题为“过新年：从传统到现代台湾节庆生活的交错与嫁接”的“嘉庚讲座”。

　　据悉，为了研究该课题，林玉茹教授参考了许多清代的相关文献和日据时代的有关报纸，走访了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不同身份背景的民众，还借阅了他们当时写的日记。

精彩观点：两个新年并存，两种文化碰撞

　　“同学们通常过几个年呢？”讲座开始，林玉茹教授通过提问，把话题引入了台湾“两个新年”并存的时期。“随着日据时期时代环境的改变，台湾人过新年的内容有何变化”“新历新年和旧历新年如何并存，又如何产生竞争”“不同地域、阶层、身份及性别的台湾人，对于新历新年的接受程度不太一致，这是否也隐含着被殖民者文化抵抗的精神”……接着，她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并以史实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日据初期，台湾延续清末的过年习俗，新年期间指的是农历十二月十六的尾牙到正月十五的上元节。虽然1909年11月，日本殖民统治者公布废除太阴历，1910年开始禁止贩卖清朝历书，但台湾民众更倾向过传统的旧历新年。林玉茹教授认为，这个时期，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并不稳定，仍有不少民众发动起义。因此，日本强调的“文化开明”并不能被民众所接受，推行的新历也难以被理解。

　　不过，在日本殖民统治者宣布废除太阴历之前，新历新年的各项活动已经逐渐被引入台湾，先由在台日人发动，再渐进式地渲染到台湾人。“官学”两界较早进行实践，如1900年的新历新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学校推行唱日本“君之代”国歌活动；从1900年开始，台北每年会固定举办“官民”共同参与的名片交换会。1913年后，“台湾同化会”、“台湾同风会”、“改历会”相继成立，积极推行新历新年。对此，林教授分析，“官学”两界的带头示范和实践，“改历会”等的成立，使得工商业界及普通民众开始过新历年。但是过新历年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普通百姓仍较难接受新历新年。

　　1919年，田健治郎上任，他将殖民统治的政策改为以实行同化政策为重心，改历和推行新历新年成为同化政策的重点之一。1920年代以后，中大型城市和中上阶层的台湾人开始“两度迎年”的新生活，而且新旧新年文化元素混用于两个新年。林教授指出，殖民地政府对于节庆文化的规训，最后显然妥协了，并采取了“不完全同化”的文化改造策略。

　　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废旧正”（废除旧历）是重要的政策目标。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节约和战争劳动力需求成了“废旧正”的新动力，新历新年祝贺典礼成为战争宣传的最佳时机。这样的情况下，台湾民众不能正大光明地过旧历新年，各种旧历新年的活动开始隐形化。1943年，台湾各地仍在重申彻底“废旧正”，但是许多居住在农村的台湾人，由于固有的旧历从业习惯或有意识地抵抗殖民统治，仍然继续过旧历新年。林玉茹教授总结说：“这种现象不仅反映节庆文化的固着性，而且似乎也隐含着殖民地人民另一种文化抵抗的精神。”

现场提问：探讨“现代式”新年，思考传统文化的意义

　　听完讲座后，呼应林教授在开场时对同学们“过几个年”的提问，我校戴一峰副院长率先提问：“现在的台湾民众过两个年吗？怎么过？不同年龄、地域、阶层的人过年方式有什么差异？”林玉茹教授表示：“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还是过旧历的新年，也就是‘一个年’。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在新历元旦的时候，会参加跨年仪式，比如在台北101大楼倒数过零点，参加明星演唱会等。同时，旧历新年他们也一样会过。”

　　人文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洪鹊儿向林教授请教了“如何看待年味越来越淡”的问题。对此，林教授谈到，年味淡实际上是人群逐渐疏远的结果。人们应该更多地思考传统民俗到底是要顺应全球化还是保持本土化的问题。她指出，台湾越来越提倡民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林教授所讲的一些习俗我很熟悉。”会计与金融学院学子陈冰倩是闽南人，她说，闽台风俗很相近，但在细节上有些不同。明年春节打算去台湾过年的她表示，这场讲座让自己对台湾的过年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她会进一步了解台湾的过年习俗。

　　讲座结束后，林玉茹教授和记者聊起了眼中的嘉庚学院。她称赞道：“嘉庚学子的问题都问得很犀利，能很深入地思考问题，这点特别好。”

　　编辑：传媒中心 甘丽红